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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被捕者送新屋岭 13没律师陪同录口供 大部分律师却在

2020-08-11

自6月9日至今,警方在反送中示威活动中已拘捕高达883人。众新闻向被捕人士及义务律师团队了解,揭露多名被捕者曾遭警方暴力虐待,法律权益亦受到剥削。被捕人士有权会见律师,在录口供之前尤其重要,但踏入8月,多次大规模拘捕行动,被捕人士被送往新屋岭拘留中心,长时间未获安排与律师会面,以8.11为例,十多位律师已到场,只有2、3名能入内见被捕者,大部分律师在外面乾等。有三分之一被捕者没有律师陪同下录口供,有人要求见律师达50次之多仍未获安排,直至提供警诫供词后,才见到律师。

警方在周二(27日)的例行记者会解释,8.11有54人被送至新屋岭,却仅得两、三名律师到场,以致大批被捕者如排队「睇街症」。不过,民权观察反驳指,当晚超过10名义务律师到场,只有2至3位律师可入内作法律探访。有律师指警方仅安排到一间会面室予律师见被捕者,「十几个律师(到新屋岭)都冇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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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师质疑,警方令被捕者无法得到及时的法律支援,是剥削被捕者的基本权利。众新闻製图被捕者与律师会面屡被拖延 部分个案等候大半日

7月28日有49人在上环冲突中被捕,包括民阵前召集人杨政贤。他坦言,由于有被捕经验及社运人脉,他在被捕后不久,女朋友及社运朋友已知道他被捕,并为他安排法律支援。他被送到葵涌警署时已近29日凌晨零时,到凌晨4时许便获安排见律师,算是葵涌警署内首批见到律师的被捕者。「律师过嚟,要同警察讲见咩人,要讲(被捕者)名。有啲人真係完全冇(律师)contact,以我嘅经验,係完全冇可能打到(电话)畀律师。」

杨政贤指出,被捕者联络律师面对两难:一则用自己的手机,「究竟你开唔开锁?你一开锁,冇错,你可能打到畀律师,但係你有可能畀人抢电话,所以冇人会咁样做。」二则要求警署提供电话,如果被捕者不记得律师电话,仍可要求警方提供律师名册,「但问题係,搵边个呢?使唔使钱?点知边个义务律师?」即使被捕者记得律师电话,或能明确说出要找哪名律师,仍会被警方不断拖延,「警察可以话:『得,安排紧你嘅电话。』咁咪喺度拖啰。」他表示,有囚友到29日下午、被捕大半日后,仍未能见到律师。

杨政贤提到,羁留中心有一块白板,写满被捕者的姓名、罪名、是否需要见律师等资料,他们会尽量记住未有律师跟进的囚友名字,见义务律师时向知律师该些囚友需要法律支援。这样互相帮助之下,义务律师才陆续接见葵涌警署内的被捕者。

7月28日上环冲突中,警方拘捕49人,大多以非法集结罪名拘捕。

跟进多个反送中运动被捕个案的义务律师Catherine(化名)指,被捕者被拖延见律师的问题显然存在,「个状况由8月5号开始尤其衰,部分原因可能係太多被捕人士喺同一间差馆。」她解释,警方往往仅开放一、两间房供律师见被捕者,但同一警署内可有多达60、70名被捕者等着见律师,因为空间所限,每次只有一至两名被捕者可以见律师团队,导致轮候时间甚长。「之前(被捕者数量较少),可能一、两个钟就会见到;而家由我见第一个到最尾一个我想见嘅被捕者,因为我只能逐个逐个见,可能要十几个钟。」

Catherine补充指,具体安排因警署而异,例如在天水围警署,警方曾开放一大、一细房间,大房可容纳两个律师团队见被捕者,而细房供一个律师团队使用,换言之,同时有3个律师团队见被捕者。「我觉得最唔理想係新屋岭。」她指出,新屋岭拘留中心只是一个拘留中心,主要用作拘留非法入境者,并非一个警署,连报案室、正式会面的房间都欠奉,「所以警察成日都话,我哋冇房、 我哋冇房,跟住就唔畀律师入去。」

协助被全裸搜身女被捕者吕小姐(化名)的律师蔡梓蕴,早前亦曾公开批评新屋岭拘留中心的安排。她提到,8月11日多人在尖沙咀等地被捕后送往新屋岭,不少义务律师于短时间内到达,要求见被捕人士,但警员要求律师自行联络值日官,拒绝提供联络方法。即使律师找到值日官的联络电话,电话却无人接听。她指出,义务律师平均需要等候3至4小时,才有机会进入新屋岭拘留中心。蔡梓蕴质疑,警方的做法令被捕者无法得到及时的法律支援,而被捕者有机会在见律师前就被要求录取警诫供词,她批评警方剥削被捕者的基本权利。

民权观察指,警方在新屋岭拘留中心仅安排一间会面室及一间茶水间予律师与被捕人士会面。警员曾限制律师关上房门,令整个法律探访在私隐度极低的情况下进行,有违《基本法》下保障市民秘密谘询法律意见的权利。警方及后拒绝律师在茶水间见被捕者,只提供一间会面室,令律师的法律探访工作严重受阻。

逾10律师等见被捕者 个别被捕者要求见律师逾50次不果

Catherine又提到,被捕者有时会被送到其他区的警署或拘留中心,义务律师要逐一致电警署询问,亦阻延了律师见被捕者。她举例指,现场有人目睹某示威者被捕,会致电被捕支援热线汇报,惟该人并不知道被捕者被送到哪个警署,义务律师接报后要去找到被捕者所在,如果示威者在金钟被捕,他们一般会先联络中区警署或湾仔警署,「中区(警署)只会话冇,但唔会讲被捕者喺边个警署,或者唔会确认呢个人係咪被捕,咁咪要逐个警署嚟问。」

Catherine指,警方自8月5日开始使用新屋岭拘留中心来拘留反送中被捕者,当日有70多人在天水围被捕,「我哋嘅猜测係佢哋好惊(警署)被人围,所以就搬晒所有人去新屋岭。」 及至8月11日,远至在铜锣湾被捕的人士被亦送至新屋岭,连同尖沙咀等区的被捕暂,当晚共有54人被送往新屋岭。若非8月5日的经验,义务律师大概不会想到向新屋岭拘留中心查问。在刚过去的周六(24日)观塘游行后,申请人刘頴匡及义工、纠察等17人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结拘捕,最初拘押于观塘警署,及后转送至新屋岭拘留中心,直至周一(26日)保释。

警察公共关係科高级警司(媒体联络及传讯)江永祥在周二(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主要考虑各区警察的使用量、承受能力以及被捕人士的数量,认为新屋岭拘留中心空间较大,故将被捕者送到新屋岭。

港台《视点31》早前揭示,8.11被送往新屋岭拘留中心的被捕者中,有律师等候十多个小时仍未能见被捕者,亦有被捕者称没有律师陪同便录了口供。江永祥回应律师见被捕者的安排指,8.11新屋岭被捕者中,有36人曾见律师、18人在未有律师陪同录口供。被问到警方是否未能安排被捕者见律师,江永祥称,以他所知,「(8月11日)当晚唔知得两个定三个律师到场㗎咋,好似去政府医院睇街症咁,你都要排队,医生得闲先得㗎,係咪先?都要律师逐个见。」警察公共关係科总警司谢振中随后补充指,在近日的拘捕中,有个别律师代表很多不同的犯人,如果律师要逐个见,一定会出现有先有后的情况,「有时(被捕者)迟咗见(律师),并不是因为我哋冇房,可能因为个律师见紧第二个人,呢个都係常见嘅情况。」

不过,民权观察同晚发稿反驳警方的说法,指8.11当晚民权观察及其他团体的义务律师,合共超过10名义务律师,立即赶往新屋岭拘留中心,要求与被捕人士进行法律探访,但只有2至3位律师可以成功进行法律探访,大部份律师遭警方拒绝或不合理地延迟法律探访的要求。有义务律师透露,当晚有3个义务律师团队、多达12、13人到新屋岭拘留中心,但警方只安排一间会面室予律师见被捕者,「十几个律师都冇用啦。」

民权观察指出,有被捕人士曾向警方要求见律师逾50次,仍未能与律师见面,直至警方向他索取警诫供词后才获准见律师,另有3人提出见律师要求24小时后,才获安排与律师会面,但他们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已被警方录取警诫供词。

警员查阅电子设备 手机没放证物袋密封

被捕者迟迟未能见律师,令人忧虑法律权益被削弱。大律师潘淑瑛处理近日的义务法律支援工作时发现,警方经常在律师到达前,便叫被捕者签署一份同意警务人员翻阅电话及电子装备的文件,有违惯常做法。她指出,警方2014年处理雨伞运动被捕个案时,一般不会在律师不在场时促被捕者签文件,做法不似近期那幺「猖狂」。

潘淑瑛指出,被捕人士取得法律意见前所签署的文件,算不上自愿签署。她表示,律师到场后会提出抗议,要求警方取消有关文件,「但有时都会救到,但(警方在律师到场前)已经开咗(被捕者电子装备),都冇办法。」她提醒,被捕者不宜随便签署文件,应等待律师到场后,先听取律师解释、了解文件内容。

Catherine提到,警方收取被捕者的手机后,理应拆去电池,放入证物袋,再密封处理,并由被捕者签署,惟她近日遇到有个案被捕已超过24小时,警方一直都未有将其电话放入证物袋,到她到场发现,警员才应她要求、在律师面前做该些程序。

杨政贤亦指,他被捕后被没收电话,警方同样迟迟没有将电话放入证物袋,他多次提出抗议不果,更被警员用强光照眼。据他了解,有其他7.28被捕者的电话放入证物袋,但警员没有密封证物袋,或没有着被捕者签署。

杨政贤认为,近日反送中运动中,警察滥权的情况比以往严重得多,「我2014年(被捕时)都係坐停车场,但係好快就被安排去录口供、保释到。畀警察闹呢啲一定会发生,但至少签证物袋、seal证物袋呢啲程序,佢哋唔会fake你,但而家佢係喺每一个细节,都尝试去呃你、呃被捕者。佢係摧毁紧成个程序公义,嗰啲证物如果唔签名可能唔用得㗎。佢就恰大家唔知。」

警方突然要求落口供 律师疲于奔命

即使律师与被捕者能够联络,警方部分程序安排亦令律师难以向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民权观察义务律师团队的义工Fiona(化名)指出,律师团队不时会突然收到讯息,指警方要求「即刻落口供」,需要律师即时到场,往往没有具体的等候时限,「佢可能话ASAP,我哋真係廿分钟内仆到去。」

「佢哋(警方)有啲留难紧大家,无论係义务律师定被捕者都係,令成件事好tensed、好突然,我哋唔能够有任何準备就到场,我觉得警方某程度想係想製造咁样嘅情况,令到我哋真係搵唔到人出去帮手,咁就冇㗎喇,佢就自己录口供㗎喇。」Fiona表示,即使被捕者知道有权等到有律师在场才落口供,但有些人是初次被捕,容易被警方「凶」到,可能会想尽快落口供、尽快保释。

深夜荒山野岭放人 律师忧被捕者人身安全

Catherine跟进多个新屋岭的被捕者个案,她形容,新屋岭拘留中心的环境甚不理想,很多警方需要处理的事务、程序,新屋岭都没有相应设施配套,例如录口供或有需要录影,要动用特定的器材,但新屋岭设备欠奉,因此,警方要预约上水警署或边境总区警署的口供房,方能为被捕者落口供。

Catherine续指,新屋岭拘留中心近似监狱,外围围了高栏,地理位置偏僻,律师、家人到那里要受日晒雨淋,如被捕者在新屋岭获释,要离开亦甚有困难。她提到,最早一批被送到新屋岭的被捕者,在深夜获释,环境阴森,而该时段并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好些被捕者尚未成年,独自在荒山野岭活动,情况令人忧虑。

新屋岭拘留中心位于文锦渡,以往多用于拘留非法入境者。Google Map图片

Catherine表示,义务律师最初要求警方按照平常做法,让被捕者在警署保释,而被捕者家人可以到警署付保释金及接人,「警察点都唔肯,话係保安理由。我哋嘅理解係佢好惊畀人围。」义务律师与警方讨价还价多时,警方才安排大巴送被捕者出上水,「呢个已经deal咗一大轮,警方本身连上水都唔肯同我讲,净係话送去一个坐到车、安全嘅地方。」虽然知道是上水,但警方拒绝说明在上水哪个位置,Catherine曾询问是否上水港铁站,警方亦不愿意确认。她忆述,有一批被捕者的放人时间是凌晨2时至4时之间,警方动用4架车送被捕者出上水,4架车分别在上水不同位置放人,家属唯有在港铁站等候。律师本身熟悉上水环境,大概猜到警方在什幺位置放人,加上有义载司机协助,才不致令被捕者于深夜逗留在一个陌生环境太久。「如果唔係,嗰啲16岁仔,半夜三更喺一个完全唔知头唔知路嘅地方落咗车,就真係……警方识讲保安理由,但对被捕者嚟讲,呢个係人身安全问题。」

被捕40小时才获准致电家人

除了与律师见面有困难,被捕者要打电话给家人亦屡被拖延。杨政贤指,7.28被捕者被拘押在葵涌警署的时间偏长,他被拘留47小时才获保释,其他囚友拘留达48小时,甚至更长。他们被拘押期间多次要求打电话给家人,往往被不断拖延,据杨政贤了解,等候时间最长的囚友,是将近保释时才获准致电家人,估计已等候约40小时。

杨政贤质疑,警方拖延被捕者致电家人,是为配合随后的搜屋行动。他7月28日晚上被捕,拘留近一日后、29日晚上9时半,他被告知警方要搜屋,此前他都未获安排打电话给家人,其余多名要被搜屋的囚友亦然。49名被捕者中,绝大多数以非法集结罪名被拘捕,另有藏有攻击性武器、阻差办公等。「以前非法集结比较少听人话要搜屋,我觉得呢个完全係intimidation同harassment。我算早(搜屋),我搜完返到警署(晚上)11点,有啲人先至啱啱开始出发、有人未出发,咁即係话,去到佢哋屋企嘅时候係午夜12点半、1点,敲门吓亲屋企人,呢个一定会,尤其是一啲冇经验嘅屋企人。」

Catherine指,警方应向所有被捕人士派发「Pol 153 表格」,表格罗列被捕者有什幺权利,包括与家人通电、见律师等、外藉人士可联络领事馆等。惟在近期的大规模拘捕行动中,不少被捕者都反映,被捕后很久仍未收到「Pol 153 表格」,「佢哋就唔係好清楚自己有咩right,好多人都係话冇得打电话畀屋企人。」她续指,警方会辩称「我点知你打畀边个」、「你落咗口供先可以打畀屋企人」等,但她知道有被捕者即使完成录口供及搜屋,仍不能致电家人。

Catherine重申,「Pol 153 表格」写明被捕者有权以电话联络一名亲友(a relative or friend),事实上,被捕者是有权打电话给朋友,不一定限于家人,警方不知道被捕者致电的对象并非合理解释。她又质疑,即将警方有怀疑,仍有其他方法应对,而非不安排被捕者打电话,例如由警方先打电话,确认接电话者的身份后,才将电话交给被捕者;双方通话时,警员亦可以从旁观察,发现问题时即时终止通话。

Pol 153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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